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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20-01-18 03:56:09  【字号:      】

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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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在天津市召开研讨会。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聚集一堂,通过交流讨论,探寻落实全会精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实现国资国企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政治监督——

督促“经济部队”在应对复杂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更好发挥职责使命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部队”,在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四中全会《决定》中,不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科技、民生、环保、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表现如何?近年来,改革发展成效值得肯定,但与党中央要求还有差距。从十九届中央集中巡视央企情况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觉性不够、偏离主责主业等问题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一掌猛击,让央企痛定思痛、深入整改。如何让这份压力快速传导到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这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强化政治监督,督促推动国资委党委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超英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提醒地方同志必须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政治监督内涵极其丰富,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监督必须从企业的职责使命入手,督促企业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润,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

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令国人骄傲自豪。工程的背后,也凝结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血。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晓文说,“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紧盯首都国企在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任务,逐月掌握工作进度和企业纪委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在监督方式方法上,则须围绕“实”字做文章。以天津市为例,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通过排查全系统落实中央部署不力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件、抽调力量全程盯紧家市管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做法,努力实现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创新日常监督——

盯紧“关键少数”,探索监督联动,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这一要求,这次研讨会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强化日常监督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派驻监督作用。

方向虽然明确,但对于一些地方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来说,前路依然有不少难关亟待冲破——一方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面对点多面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监督对象,仅靠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实现日常监督的有形有效覆盖。

破解这一难题,盯紧“关键少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重点监督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通过督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实现对全体党员的监督,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了《省国资委党委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法》,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分别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人次,督促其严格监督管理。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推动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党委出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施意见、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目前已对履职不力的个党组织、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整合监督力量,探索派驻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联动贯通,也是做好日常监督的成功经验。以四川省为例,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督导省国资委开展巡察工作,巡前向巡察组介绍有关情况,帮助找准重点;巡中适时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碰硬;巡后及时核查移交的问题线索。“两轮巡察下来,督促有关企业‘废改立’制度件,清缴违规发放资金万元,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都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唐录军说。

此外,与会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综合运用参加党委会议、专项检查、专项治理、开展问责等方式,不断强化常态化、近距离的日常监督。同时,必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监督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深入推进改革——

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太难了!”研讨会上,有人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反映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工作之困,折射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

从国有企业实际来看,近年来,党的领导普遍得到加强,但监督乏力的情况也在不少企业存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企业纪委监督“宽松软”的问题,让企业纪委书记腰板挺起来,发现问题时敢于说“不”。

去年以来,党中央对深化中央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将查办腐败案件、纪委书记提名考察和考核等以上级纪委为主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企业纪委书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由于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各地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纪委监委已向家省属企业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企业纪委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地给企业纪委书记增加了一个监察专员的头衔,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同级监督弱化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白剑峰介绍说,该组会同省纪委监委职能部门制定省属企业纪委书记履职专项考核办法、实行“三为主”办法等制度,着力提高企业纪委书记履职能力和质量。

“企业在监督中遇到难题,我们还会派员指导,领着干、带着干。”天津市纪委监委驻市国资委党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苏金波说,今年以来,纪检监察组和企业纪委工作人员共组成个专班,集中查办件重点案件,均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或移送有关监委,企业纪委监督执纪质量明显提升。

构建“大监督”格局,同样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如安徽省就在省投资集团、叉车集团户省属企业试点,成立由党委负责人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属企业内部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财务审计、合规审查、组织人事等监督力量的专业优势,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监管、人财物全方位监督。

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在讨论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向,为我们切实履行好监督第一职责增添了智慧和底气。”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发述的话,道出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声。

(原标题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国资国企监督怎么做——地方纪委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研讨会侧记》)

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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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新力控股通过港交所聆讯。个月前递交招股书的新力控股,终于在资本市场有了进一步动态,而这距离中梁地产正式上市已经过去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在本月日和日递交招股书的三巽控股和港龙地产,几乎无新增内地房地产企业赴港IPO,多家排队IPO的房企也出现审核材料失效的情况。

是房企赴港IPO出现真空期,还是上市窗口期进入尾声?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认为,调控不断加码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从而影响上市成功率。

港股上市房企缩水

年和年,一年之隔,内地房企的赴港上市之路却冷热分明。

年,内地中小房企选择扎堆赴港上市,并且成功率颇高。年月日,正荣地产上市后,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美的置业、恒达集团等相继上市。加上由内房企业拆分的物业企业,年在港成功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行业公司达家,是近年来内地房地产行业企业港股上市的数量之最。

但进入年,截至目前成功上市的仅有德信、银城控股和中梁控股,新力控股通过聆讯。

而与新力几乎同期递交招股书的海伦堡地产、奥山控股、万创国际还在排队,加上后续新交表列队中的汇景控股、天保、景业名邦、三巽控股、港龙地产,等待IPO通关的内房企业有家。记者粗略计算,今年至今内地房企赴港上市的成功率只有%。

此外,年房企的上市等待期也逐渐拉长。记者统计发现,内地房地产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前后时间(从最后一次递表到上市)平均为天,最快天、最慢天。

以中梁地产为例,其从酝酿上市到最终挂牌,前后经历了年时间。期间,中梁从递交招股书到成功上市的前后时间为天。

规范提高审核更严

今年房企上市情况为何整体不如去年?

张波分析认为,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导致房地产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会直接影响港交所对于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判断,影响成功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今年月港交所上市部前联席主管和名涉案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或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年上市申请审核,较过往会更为严格。”

该人士指出,在港交所上市最核心的步骤是经历港交所多轮问询的考验,问题涉及公司的经营层面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直至拿到“无异议函”后方可推进下一步工作。但不少房企的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其中不乏股权结构不够清晰、关联交易等问题。

例如,房企在刚成立时经历过法人股权变更、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比较多,这些都会被联交所关注,企业需要额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公司的架构等问题,才可能通过审核。

同时,港交所对于内房企业上市的规范性要求也有所提高。如新力控股的CFO空缺,如果无法及时填补相关位置的牵头人,也会影响上市效率和路演定价等重要进程。

此外,由于港交所对上市的要求有所提高,对于房企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关注。比如财务安全性,因为冲刺规模伴随负债率上升,那么加上负债之后的去化风险,整体财务安全性就会成为问询重点。

KKG董事总经理张昕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今年房企上市之所以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和港交所的审核效率有关。有大量的内地企业想上市,审核团队承接业务的能力有限,那么多业务审核不过来,很多企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的。“除非你是特别企业,走特别路径和快速通道。”

上市募集资金减少

除了上市成功企业减少、周期拉长,年上市房企的整体募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

数据显示,年IPO上市的家内地房地产企业,共募资.亿港元,平均每家IPO募资.亿港元。募资金额最高的是正荣地产,为.亿港元,最低的是募资.亿港元的万城控股。

年上市的房企中,德信上市募资.亿港元、银城国际募资仅.亿港元、中梁控股募资.亿港元,平均值在.亿港元。

为何今年赴港上市房企的实际募资缩水?张波直言,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房企将上市视为融资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稻草”本身也并非含金量十足,不少企业往往定价偏低,直接影响到实际融资效果。

“对于谋求在港上市的房企来说,达到上市的业绩要求或许不困难,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不乐观的现状下,如何吸引足够数量的投资者,以及能否接受市场偏低的定价,是个问题。”张波表示。

不过在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看来,后续上市行情日趋向下,有一个客观现象是,目前该上市的企业都上了,后续要上市的基本都是强以后的企业。

这类企业存在几个问题,如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增长可持续性不够,有些企业规模上升完全是因为所在城市的热度,因而存在不稳定因素。

例如IPO新进有了突破的新力控股,从销售、营收、净利看算是一家中小规模房企。招股书并未透露公司销售额,不过从克而瑞数据看,公司销售额尽管增长神速,却仍未达到“千亿”门槛。

“今年联交所优先把通道放给新经济公司,所以客观上,房企的上市环境不如去年。而且审核标准的提高,从规模、负债、增长持续性上面房企都有更大压力。年的确是一个小年。”林波表示。

港股IPO黄金期已过

窗口期似乎已慢慢过去,房企上市后续走势如何?

张昕认为,一些中小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投资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会过于乐观,而是相对谨慎和保守。这些房企是在境内融不到资,找不到融资渠道,加之企业本身素质并不高,让其走资本市场道路本身就很勉强,这就使得其和港交所互动效率不高。规模小、盈利能力不强,从投资人这边获得认可度不高,在投资人响应不积极的情况下,上市最终可能流产。

以海伦堡、奥山为例,这两家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偏低,鉴于目前的因素影响,房企上市周期比去年还会拉长很多。

一直以来,港交所对于内地房企有一种偏好,这是根植于“四大家族”时代的基因,相较之下A股上市审核非常严格,所以不少内地房企选择在香港IPO,香港也有一些特定机构愿意去投房企,部分投资机构持续看好房地产。

一方面是缺钱需要融资,一方面是香港相对欢迎,所以一些中小型房企还在为港股IPO做积极准备。但应该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因为自身吸引力不足、周期拉得太长,即使上市成功,募集的资金可能也无法覆盖其上市成本。

“后续股价和估值又迟迟难上升,最后才会知道这是‘流血上市’。”张昕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房企已经把IPO重点放在物业管理板块,因为物业管理是轻资产,对资金要求非常低,现金流水非常好,这类企业不仅容易被投资人认可(香港资本市场对轻资产企业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也能在后续得到相对更高的估值。所以大型房企基本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物业公司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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